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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與歷史

李鳴飛 發布時間:2019-07-16 09:00:00來源: 中國青年報

  《元史》是洪武二年(1369)二月初一日開始編纂的。朱元璋對他的大臣說:“元雖亡國,事當記載。況史紀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

  《元史》是中國古代編纂速度最快的一部正史,但并不是最糟的一部。由于朱元璋要求編撰人員不得曾在元朝為官,導致纂修官都是隱逸山林的文人,既不通蒙文,也不了解朝廷制度政令,再加上時間倉促,導致《元史》錯訛缺漏較多。

  但與其他正史相比,《元史》疏于剪裁,反而保留了大量原始資料。之所以能夠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就修成部頭并不算小的一部正史,是因為元代作為一個北方少數民族統治的朝代,史書編輯工作卻做得不差。甚至在國號未立之前,就開始了修撰史書的工作。

  元世祖忽必烈登基后的第二年,與阿里不哥交戰正酣,就已按照翰林大學士王鶚的建議設置翰林國史院。在皇位穩固之后,他開始命人修纂“太祖實錄”,然后陸續編集了蒙古國時期“前四汗實錄”和被追尊為睿宗的“拖雷實錄”。他按照中原傳統的起居注、左右補闕,也一直忠實記錄各條政令奏疏。成宗即位后,利用世祖朝的《時政編》和《起居注》,很快就完成了《世祖實錄》210卷,緊接著又修纂《裕宗實錄》。裕宗即成宗之父真金,因為早逝,并沒有真的登上帝位。

  忽必烈是第一位漢文化傾向如此明顯的蒙古君主,因為他必須依靠漢地資源對抗蒙古高原上代表著保守勢力的阿里不哥。盡管如此,他并沒有像金代皇帝那樣選擇全面漢化,他沒有開科舉,堅持收繼婚,任用西域大臣,組建理財機構……但他為什么在那么早的時候就毫無猶疑地選擇了中原文明的歷史書寫傳統?這大概是因為他堅信,在悠久的史書記載中,隱藏了如何治國的真理。

  忽必烈認為,儒者是治天下之匠。他命人進講“四書”,更關注前代帝王事跡。皇帝是一項如此孤獨的工作,幾乎沒有太多經驗可以汲取。他聽說唐太宗身為秦王時就廣招四方文士訪問治國之道,于是也不斷派遣儒臣尋訪賢士。

  忽必烈時常希望能夠得到像魏征那樣敢于直言進諫的賢臣,又渴望有長孫皇后那樣的賢后。翰林待制王思廉進讀《資治通鑒》,當講到唐太宗聲稱要殺魏征、而長孫皇后進諫之事,忽必烈即刻命內官引其到皇后宮中,為之講解此事(《元史》卷一百六十《王思廉傳》)。

  史書經久的生命力亦成為帝王自我約束的力量。世祖狩獵時,曾有獵人亦不剌金在射兔時,不小心射中了一頭駱駝,這頭駱駝中箭而死。世祖大怒,命人處死這個不小心的獵人。隨侍身旁的鐵哥對世祖說:“殺人償畜,刑太重。”世祖大驚:“誤耶,史官必書。”立刻釋放了獵人(《元史》卷一二五《鐵哥傳》)。

  按照某種政治學理論,一個人成為君主,就有了雙重身份,除了作為自身的個體,還成為國家意志的代表。自身的生活經驗儲存在大腦之中,時時指引行動;而國家的記憶則存在史書之中,作為國家意志的代表。如何前行,如何觀照和反省自己,除歷史外,難道還有其他答案?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責編: 王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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